20 世纪 70 年代初，受第一次石油危机直接冲击，叠加步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深层影响，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钢铁需求见顶、供需失配，粗钢产量集中达峰并进入减量调整期，出现了产业生命周期成熟阶段非周期性的钢铁产量下降。根据世界钢铁协会统计数据，上述各国峰值粗钢产量分别为 13680 万吨（1973 年）、11900 万 吨（1973 年）、5323 万吨（1974 年）、2783 万吨（1970 年）、2702 万吨（1974 年），当年全球占比分别为 19.6%、17.0%、7.5%、4.8%、3.8%（表 1）。至今，除日本依赖钢铁大量出口支撑钢铁产量外，其他主要发达国家钢铁产量均未能超过 20 世界 70 年代初期达到的峰值。

发达国家粗钢产量达峰后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供需失衡、产能过剩问题，由此引发了产业萧条。各国应对举措大体相同，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通过行政干预实施产能产量调控。如欧共体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达维尼翁计划”和“自愿限制协议”，实施钢铁生产和贸易限额、最低价格限制、关停落后产能和政府补贴等措施；20 世纪 90 年代，实施产能压减措施，同时推进私有化改革和兼并重组。大规模的产能压减和人员分流、兼并重组促进了生产效率和产业集中度提升。日本 1978 年出台了“特安法”，引导过剩设备处置、实施钢铁限产等。

二是利用环保约束倒逼企业重组或退出。如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密集出台《清洁空气法案》《清洁水法案》等法案，推高钢铁企业环保压力，迫使竞争力较弱的企业关停或重组。欧洲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出台了第一个环境行动计划（EAP），并针对钢铁行业制订特殊空气污染控制计划；21 世纪以来，欧盟推出碳排放交易体系等，进一步倒逼不满足环保和碳排放要求的企业重组或退出。

三是利用贸易政策保护本国钢铁产业。如美国通过《自愿限制协议》《价格机制TPM》《美国贸易法》等一系列贸易措施，限制国外钢材进口，保护本国钢铁产业；21世纪初，美国进一步启动“201”条款，对美国钢铁行业予以保护，对进口到美国的主要钢铁产品实施关税配额或加征进口保护性关税等措施；2017 年，美国又启动了“232”调查，对进口钢铁产品进一步征收关税。欧盟主要通过进口钢铁配额、加征进口关税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手段，保护欧洲钢铁企业利益。

一是推进兼并重组。如美国通过资本力量，推动国内钢铁企业兼并重组，不断倒逼落后或竞争力弱的产能退出，从而有效扶植和培育了具备足够市场竞争能力的寡头企业，优化了美国国内钢铁市场的竞争秩序。日本达峰后各阶段均出台有引导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兼并重组的政策和措施，同时注重借助民间资本不断开展企业联合重组，逐渐形成大企业集团。欧洲各国达峰前后开展了大规模整合，促进了集中度提升。美国钢铁产业集中度 CR3（行业前三大企业市场份额总和）由达峰时的约 46% 提升至如今的约 60%，法国、英国和日本集中度 CR3 均提升至 90% 左右。

二是专业化高端化发展。欧洲各国在减量调整期支持钢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淘汰不具备竞争力的产线，集中力量发展优势品种，促进了生产专业化、规模效益化、质量高级化，打造了多个特钢强国，创建了多个世界名牌产品，如瑞典的工具钢、轴承钢，法国的不锈钢，西班牙的汽车钢，英国的马口铁等。

三是注重国际合作。如美国在化解钢铁产业产能过剩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向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输出过剩产能，另一方面通过引进海外优秀企业参与本土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和上下游企业的投资，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了钢铁产业的结构调整。日本一方面向中国、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输出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利用技术和资本输出建立国际领先钢铁企业及上下游企业间的合作机制，实现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配置。

一是工艺技术进步。部分发达国家粗钢产量达峰后，继续实施产线装备更新升级，如装备大型化、自动化、信息化，大力推广连铸技术等，生产效率和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促进钢铁平稳发展。此外，超高功率供电、炉外精炼和连铸连轧等推动电炉短流程工艺日益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资源能源和环保约束带来的钢铁减量。

二是流程结构优化。发达国家粗钢产量达峰后，基于能源供应短缺、成本不断上涨、环保加严的约束，以及废钢和电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焦炭炼铁替代石油炼铁、平炉退出、连铸替代模铸、电炉钢比重提高等流程结构不断优化。如美国电炉钢比例由达峰时约18.2% 提升至如今的约 70%，日本电炉钢比例由达峰时17.9%提升至如今的25%左右，德国电炉钢比例由达峰时约 10.8% 提升至如今的约 30%。

三是强化科技创新。例如，美国高度重视支持钢铁行业的科技创新。美国国家标准局、内政部、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国防部等部门均出台过支持钢铁企业研发创新的方案。为加快钢铁行业低碳清洁发展，美国政府出台了包括技术研发、设备更新等一系列补贴政策。日本政府建立起非常完善的研发激励体系，包括政府直接提供研发资金支持、提供系列研发税收优惠等。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强调通过税收减免政策、远期约定采购制度、科研税务贷款制度等市场机制引导和介入企业创新。粗钢产量达峰后，美国钢铁企业申请专利总量从 1973 年到 2001 年增长近 2 倍；日本钢铁企业申请专利总量从1973 年到 2012 年增长了 19 倍；德国钢铁企业申请专利总量从 1974 年到 2000 年增长了 0.6 倍。研发的主要方向包括工艺技术、新产品开发、钢材深加工和环保治理等。

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灵活运用财政、税收、货币、贸易、社保、教育、环保等政策体系，通过降低所得税率、提供贷款、加速折旧、补贴研发、制定规划、开展再就业培训、增加关税、实施配额、提高环保标准等方式支持钢铁产业振兴。此外，坚持加大对基础教育、人才资源和尖端科技的投入，坚持加快对信息、通信、机器人、清洁能源等产业的培育，围绕发展新技术以改造传统钢铁产业的生产经营模式、培育新兴产业，进而利用产业链优势扩大对钢铁产业的需求，最终实现钢铁产业的转型升级。

发达国家粗钢产量达峰后减量发展期的应对措施和政策支持具有全面系统性，为我国钢铁刚刚达峰期制定顶层设计提供了参考，结合当前我国钢铁产业发展特点，建议如下。

一是系统研究制定减量期产业发展战略。重视持续发挥行业各方力量，做好我国钢铁工业达峰减量期发展战略研究，谋划好当前一个时期及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路径，研究建立财政、税收、金融、贸易、社保、教育、研发、低碳、环保等全方位政策支撑体系，全面系统支持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我国钢铁行业平稳达峰、平稳度峰、发展常青。

二是研究建立产能产量调控政策体系。立足新阶段行业发展特点，利用差别化的环保、能耗、碳排放、质量、安全等政策，推动落后产能或劣势产能逐步退出，实施粗钢产量配额制，促进资源要素真正往优质企业聚集，推动构建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深入研究钢铁行业产能退出壁垒、畅通退出机制，制定钢铁行业总量下行阶段的人员安置等系列政策。

三是破除重组障碍力推行业加快整合。支持企业实施横向兼并重组及纵向产业链整合，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对完成实质性兼并重组的钢铁企业，研究给予更大力度的产能置换政策支持。研究由国家或龙头企业牵头设立兼并重组专项基金，提供金融支持，减轻重组成本压力。鼓励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积极向实施兼并重组、布局调整、转型升级的钢铁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四是高度重视资源保障体系建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多方式稳定可靠的原料供应基地，将建立我国海外资源战略保障体系纳入国家长期战略统筹考虑，成立部际联席会，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国外资源勘查开发，保障我国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铁矿、废钢、镍、铬、锰、焦煤等资源自主可控。

五是以创新引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研究制定钢铁行业研发创新规划，聚焦冶炼工艺突破、流程优化创新、产品迭代升级、系统能效提升、产业循环协同、碳捕集封存利用等重点方向，鼓励重点领域龙头企业联合产业链企业开展协同创新，通过国际合作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构建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持续提升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水平。

六是以国际化发展优化产业全球布局。鼓励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积极应对贸易摩擦，支持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强“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及地区产业协作，鼓励中国钢铁产品、装备、技术、服务等协同“走出去”，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市场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因地制宜，开展绿色低碳国际产能合作，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